商業倫理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商業倫理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貨幣學派的第二個缺陷是它對信用擴張機制和由此導致的危機的分析僅限于信用只在一國擴張而所有其它國家的銀行政策依然保守的情形。這個情形中的反應來自對外貿易的后果。國內物價的上漲鼓勵進口阻礙出口。金屬貨幣流失到外國。因此銀行面臨償付它們投入流通的貨幣工具（例如無準備金的紙幣和現金帳戶）的增長的需求，直到它們發現它們必須限制信用。最終外流的硬幣引起物價的上漲。貨幣學派僅僅分析了這個特殊的情形；它沒有考慮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生的國際范圍的信用擴張。

19世紀下半葉，這個貿易循環理論失去了影響，而且人們都認為貿易循環與貨幣和信用無關。Wicksell(1898)[1]復興貨幣學派的嘗試是短命的。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奠基人——CarlMenger，Böhm-Bawerk和Wieser——對貿易循環的問題不感興趣。對這個問題的分析是第二代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任務。[2]

發行信用貨幣——我指的是沒有黃金準備的紙幣或者沒有完全的黃金儲備的現金帳戶——時，銀行就大大地擴張了信用。這些信用貨幣的創造使它們把信用擴張到其自身資產和其客戶信托的資金設定的界限之外。在這種情形中它們作為自己創造的額外信用的“供應者”干預了市場，并且因此使利率降低到比沒有它們的干預時更低的水平。利率的降低刺激了經濟活動。在利率沒有受到銀行的操縱的情況下不被人們認為“有利可圖”的因而也不會啟動的項目現在卻顯得“有利可圖”了并且會被實施。工商業的更加活躍的狀態導致了對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增長的需求。生產資料的價格和勞動力的工資上漲，而工資的上漲又引起了消費品價格的上漲。如果銀行要避免進一步的信用擴張并只限于做它們已經做的事情，景氣很快就會停止。但是銀行并不偏離它們的既定方針；它們越來越多地擴張信用，而物價和工資也相應地繼續上漲。

然而，這一上升的運動不能無限繼續。物質生產資料和可用的勞動力沒有增加；增加的不過是在商品流通中與貨幣起同樣作用的信用貨幣的數量。轉移到新的企業中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必須從其它企業中獲取。社會沒有富足到不必從其它企業中拿任何東西就能創立新企業。只要信用擴張繼續，這一點就不會為人注意，但是這不能無限期地繼續下去。因為如果采取任何措施阻止通過創造越來越多的信用造成的上升趨勢的突然停止（因此也會產生價格的崩潰），那么就會造成連續的甚至更快的價格上漲。但是通貨膨脹和景氣只有在公眾認為價格的上升趨勢將在不遠的將來停止時才能平穩地繼續。只要公眾意識到沒有理由期望通貨膨脹的中止，而且價格會持續上漲，恐慌就開始了。沒有人想留著他的錢，因為拿著錢就意味著一天一天越來越大的損失；每個人都急于把錢換成物，人們甚至不考慮價格地購買沒有什么用的東西，只是為了把錢花出去。這就是在德國和其它國家中在延長了的通貨膨脹的政策之后發生的現象，它被稱為“向真實價值的飛躍”（flightintorealvalues）。商品價格和匯率都急劇上漲，而本幣的價格下跌至幾乎為零。貨幣的價值崩潰了，1923年德國的情況就是如此。

如果相反，銀行決定及時地中止擴張以防止貨幣的崩潰而且因此中止景氣，人們很快就會發現信用擴張引起的“贏利性”的虛假印象導致了不合理的投資。許多由于人為降低的利率導致的而且由于同樣人為的價格上漲支撐的企業或者工商業活動不在有利可圖了。一些企業縮減了其經營范圍，另一些關門或者倒閉。物價下降；景氣之后就出現了危機和蕭條。危機和隨之而來的衰退期是信用擴張帶來的不當投資期的最終結果。由信用擴張及其帶來的價格上漲造成的市場上的人為條件下顯得“有利可圖”而出現的那些項目不再“有利可圖”了。投入這些企業的資本的被套住的部分損失了。經濟必然要根據這些損失及其造成的狀況而改變。在這種情況下，要做的事情首先就是縮減消費并且通過節約積累新的資本金以使得生產能力符合實際的需求而不是人為的需求——人為的需求由于基于信用擴張的虛假的“贏利性”核算永遠不能被認為是真實的預期。

人為的“景氣”是由信用的擴張和銀行的干預導致的利率的降低造成的。在信用擴張期，銀行逐步地提高利率；從純粹算術的角度看，最后的利率比景氣期開始時的要高。然而利率的上升并不足以恢復市場的均衡并中止不健康的景氣；為在物價持續上漲的市場中，毛利率必須在嚴格意義上的資本利率——即凈利率——之外還包括彌補借貸期間的價格上漲的因素。如果價格持續地上漲而且借貸方因此通過出售他用借貸的錢購進的商品而獲得額外的利潤，他就會同意比在穩定價格時期支付更高的利率；另一方面，資本家不愿意在這些條件下貸出，除非利率包括對貸出的錢的購買力的降低的補償。如果銀行在設定毛利率時不考慮這些條件，它們的利率應該被認為是被人為地保持在過低的水平上，即使從純粹算術的角度看它比“正常”條件下的利率高得多。因此，在德國，百分之幾百的利率在1923年秋由于馬克的加速貶值應被認為過低。

一旦工商業循環賽的逆轉隨著銀行政策的變化開始，那么取得貸款就由于普遍的信貸限制而很難了。利率因而由于突然的恐慌而非常快地上漲。很快，它就會再降下來。的確，在衰退期，非常低的利率——從算術的觀點考慮——未能刺激經濟活動，這是個眾所周知的現象。個人和銀行的現金存款都增加了，流動資金積累了，然而衰退依然持續。在當前[1936年]的危機中，這些“非活躍的”黃金儲備由于一個特殊原因占了過度的比例。自然，資本家希望避免各國政府計劃的貶值造成的損失的風險。如果持有債券或者其它利息證券造成的巨大的貨幣風險得不到相應的利率增長的彌補，資本家就更愿意以某種方式持有貨幣，使得他們能夠迅速兌換為一種不立即受貶值的前景威脅的貨幣因而避免最終的貶值造成的損失。這就是為什么今天的資本家不愿意通過永久性投資與一種特定的貨幣掛鉤的非常簡單的原因。這就是為什么盡管利息很低他們依然聽任銀行帳戶增加，并且儲藏不僅不付利息還需要儲藏費用的黃金。

另一個延長了當前蕭條期的因素是工資的剛性。工資在擴張期增加。在緊縮期工資應下降，不僅是貨幣數量下降，而且實際購買力也應下降。通過在蕭條期制止工資的下降，工會的政策使得失業成為廣泛的和持久的現象。不僅如此，這一政策還無限期地延遲了復蘇。只有當物價和工資與流通的貨幣數量相適應時才能恢復正常的狀況。

公眾完全正確地看出，景氣的終結和危機的出現是銀行政策的結果。銀行無疑能夠把不受歡迎的狀況推遲一段時間。它們可以繼續堅持一段時間的信用擴張。但是——如我們所見——它們不可能無限地堅持這種政策而同時避免金融體系的全面崩潰。銀行的擴張信用的政策帶來的景氣遲早必然結束。除非他們打算讓他們的政策完全破壞金融和信用體系，銀行必然在災難發生前中止擴張。信用擴張的時期越長，銀行延遲改變其政策的時間越長，景氣期間特有的錯誤投資和過度投機的后果越糟糕；因此衰退期也越長，復蘇和回到正常經濟活動的日期也越不確定。

人們經常主張通過新的信用擴張“刺激”經濟活動并且“啟動經濟”——信用擴張會中止衰退并且帶來復蘇或者至少回到正常狀態；然而，倡導這一方法的人們忘記了即使它可能暫時克服困難，它必然在不太久的未來造成更加糟糕的境況。

最后，有必要理解，通過信用擴張在市場上造成的人為降低的利率只能產生臨時的結果，而且初始的復蘇之后會發生一場表現為商業和工業的完全停滯的更深的衰退。除非一切干擾由經濟要素的自由作用決定的物價、工資和利率的人為因素永久地消除，經濟就不能和諧順利地發展。

用信用擴張來彌補資本的稀缺的后果或者錯誤的經濟政策的效應不是銀行的任務。今天，回到正常的經濟形勢被束縛商業的有害政策、軍備和對戰爭的過分恐懼——更不必說工資的剛性了——耽誤了。但是這一境況不應由信貸手段和信用擴張來糾正。

以上我僅僅給出了關于經濟危機的貨幣理論的一個簡要的而且必然是不充分的大綱。不幸的是我無法在本文篇幅的范圍內深入進一步的細節；那些對此問題感興趣的人可以在我提到的各種出版物中找到更多的內容。

本文原來以"LaTheoriediteAutrichiennedeCycleÉconomique"發表在SociéteBelged''''Etudesetd''''Expansion(1936):459-64。由DavidO''''Mahoney和J.HustonMcCulloch從法文譯出。

篇2

【論文關鍵詞】商務禮品；消費者倫理

一、商務禮品引發的消費者倫理問題

隨著商業競爭的加劇，如何利用各種場合營銷自己、打敗對手成為企業經營活動的重要任務之一，而各種傳統節日就往往成為了企業營銷的戰場。除了推出各式各樣的促銷活動吸引顧客，企業還親自充當消費者，購買、贈送商務禮品給重要利益相關者（如供應商、分銷商、政府管理部門、大客戶、員工等）促進溝通、營銷自我。商務禮品因此在近年來發展成一個龐大的產業和市場。

商務禮品作為營銷溝通的工具本應起著傳達心意、鞏固商務聯系的作用，但是，近年來商務禮品在中國引起的浪費現象日趨嚴重，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商務禮品過度包裝，這既造成了資源浪費也因大量的包裝丟棄物造成了環境污染（韓曉莉，2006）。有鑒于此，政府在2010年出臺了國家強制性標準《限制商品過度包裝要--食品和化妝品》(GB23350-2009)，要求食品和化妝品初始包裝之外的所有包裝成本總和不得超過商品銷售價格的20%。

還有一類浪費行為更為隱秘，很難以行政手段進行遏制，即：傳統商務禮品泛濫而被收禮人拋棄。每到傳統節日，送禮是重要的營銷溝通形式。依照中國傳統習俗，禮品多選擇應時應景的傳統食品，這就很容易造成收禮人收到過多同類禮品的情況。送禮人在選擇禮品時明知這種禮品可能不被需要卻出于“禮輕情意重”購來饋贈，收禮人礙于面子收下禮品，但隨后轉送他人或是扔掉。這樣的饋贈模式造成的資源浪費和環境壓力更甚于過度包裝。

在第二類浪費現象中，構成浪費行為的主體包括商務禮品的生產者和消費者。送禮人和收禮人都是消費者，共同完成了浪費行為，違反了倫理規范，而送禮人的浪費行為產生動機是營銷自我、溝通關系，因此，將這類浪費現象放在營銷倫理的框架下討論是非常必要和合適的，本文即針對此類浪費現象引發的資源錯配和倫理缺失問題進行探索性的研究。

二、消費者倫理：相關概念與現有理論

作為商業倫理的一個分支，營銷倫理研究的是企業營銷行為的對與錯、是與非。以往研究多從供給角度討論企業夸大產品效果、欺騙消費者、污染環境等營銷行為。從需求的角度探討營銷倫理則著眼于消費者倫理，研究個人（或群體）在挑選、購買或使用某一產品或服務時所遵循的道德規范和準則（Muncy & Vitell，1992）。本研究認為消費者在營銷活動中并不單一地承擔著被動的角色，而是起著刺激營銷行為產生甚至影響營銷模式形成的作用，因此，消費者倫理問題同樣值得營銷從業人員和學術研究者的重視。

本研究選取了在中國最受歡迎的傳統商務禮品--月餅和茶葉作為研究對象，針對三個方面的問題設計了調查問卷：（1）商務禮品贈送中是否存在浪費現象；（2）浪費的成因；（3）浪費行為的主體對此的態度。數據采集采取了滾雪球的方式，收回有效問卷83份。受訪者有96%受過高等教育，均勻分布于大、中、小型企事業單位，大多擁有5年左右工作經歷，職業有銷售、記者、律師、私營企業主等，所在行業包括制造、出版、IT、零售、旅游等。

三、研究結果分析

（一）送禮模式、花費、目的和送禮人對浪費現象的認識

就送禮模式而言，受訪者選取月餅、茶葉、特別挑選禮品三者中的一種或幾種的組合。67%的受訪者曾將月餅或茶葉作為商務禮品送出；為保證收禮人的最大滿意度，有40%以上的受訪者使用月餅/茶葉加上根據收禮人的喜好而特別挑選的禮品組合。就禮品的花費而言，本研究所涉的83名受訪者一年送出4140份月餅或茶葉禮品，總價值達57.3萬元，由此類推，傳統商務禮品在中國產生的消費額相當驚人。受訪者贈送商務禮品主要是為了建立長期合作關系和表示感謝，或希望借此 “促成合作”、“讓對方想起自己”或“激勵員工”。 轉貼于

同時，送禮人對可能產生的浪費后果非常清楚，90%以上的送禮人受訪者表示知道收禮人可能并不需要月餅和茶葉，但是，迫于別人（包括競爭對手）都在送禮的壓力或出于營銷自我、溝通關系的動機，不得不送禮。企業以這樣的方式用商務禮品進行營銷溝通，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追逐私利、浪費資源的負外部性正在蔓延。

（二）收禮人對商務禮品的認知、消費情況和對浪費現象的態度

多數收禮人受訪者肯定了傳統商務禮品的溝通作用。一半以上受訪者認為這顯示了送禮人對自己的尊重和認可，是有必要的；1/3的受訪者認為沒有必要，希望收到不同的商務禮品；19%的受訪者認為沒有必要，只要求合同條款明確、服務好。此外， 54%的收禮人認為自己因此有義務以某種形式進行回報，可見商務禮品給很多收禮人造成了“欠人情”的壓力。

月餅的浪費情況最為嚴重，只有5名受訪者親自消費了全部月餅，其他受訪者均有扔棄和轉送的行為，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收到過特別挑選的商務禮品的受訪者大多將禮品完全自用沒有浪費。就收禮人對自身浪費行為的認知而言，44%的受訪者承認自己參與了浪費行為，但強調是被動參與；其余受訪者則否認自己參與浪費，認為這些被扔棄或轉送的商務禮品已經起到溝通關系、傳達信息的作用就足夠了。收禮人的回答往往自相矛盾：他們不能自行消耗掉所有的商務禮品但是卻又希望收到這樣的禮品；他們扔棄收到的禮品卻又不承認這是一種浪費。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或可解釋這些矛盾之處。按照馬斯洛的理論，人的需求層次由低到高分為：生理、安全、情感和歸屬、尊重和自我實現的需求；一個國家多數人的需求層次同該國經濟、科技、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相關，在欠發達國家，生理和安全需求占主導，而在發達國家的人們則更多體現較高層次需求。

篇3

1.客戶價值主張創新能力。客戶是律師事務在市場上直接接觸的對象,客戶是律師事務盈利的重要途徑之一。律師事務所要提高績效,就要了解客戶的各種需求特征。律師事務業務質量的高低取決于對對客戶價值主張的創新能力和認知能力。一般來說,客戶價值主張又可以具體分為以下三個基本構成元素:目標客戶、提供物和客戶利益。因此,對律師事務所客戶價值主張創新能力的評價主要表現在目標客戶、提供物和客戶利益這三個方面。2.關鍵資源的整合能力。律師事務所對關鍵資源進行整合,能促進律師事務所對目標客戶的價值承諾。對關鍵資源的考察側重于律師事務所持有資源的獨占性、資源的組織形式以及律師事務所對關鍵資源的維護活動。律師事務所實現關鍵資源的整合是有可能的,律師事務所需認識到組織所處的內外環境。因此,對律師事務所關鍵資源的整合能力的評價主要表現在資源形勢、獲取方式和維護投入這三方面。3.盈利模式的創新能力。律師事務所和律師事務所之間在服務成本和價格上的差異,都是由各種各樣的盈利模式造成的。盈利模式背后是一組相互嵌套的經濟模型,經濟模型為企業賺取利潤提供不竭的動力。具體來說,盈利模式包括三個子元素:成本結構、收入模式和盈利邊際。故,對律師事務所盈利模式創新能力的評價將從這三個方面展開。綜合上述對商業模式創新內容的分析,并結合律師事務所行業的獨特性和管理的特殊性,在一致性、完整性、可控性和實用性等原則的指導下,本文從律師事務所客戶價值主張創新能力、關鍵資源的整合能力以及盈利模式的創新能力三方面有針對性地建立了適合律師事務所商業模式創新能力的評價指標體系,如圖1所示。

因素集和評價集的確定

1.本文假設因素集合U={U1,U2,U3}={客戶價值主張創新能力,關鍵資源整合能力,盈利模式創新能力};U1={U11,U12,U13}={目標客戶的確立,提供服務的組合,客戶利益的重視度};U2={U21,U22,U23}={資源的形式,資源的獲取方式,資源的維護投入};U3={U31,U32,U33}={成本控制力度,收入來源的可變性,利潤增長水平}。2.評價集的確定。評價集是對各層次評價指標的一種語言描述,它是評審人隊各評價指標所給出的評語的集合。本模型的評語共分五個評價集為:V=(V1,V2,V3,V4,V5,)=(優秀,良好,一般,合格,不合格)。

權重的確定

篇4

1)對成本進行管理可以增加企業利潤，為企業創造高效益。企業高效益對于企業今后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可以用來擴大企業規模和增加員工福利，同時也可以讓企業在市場中占有優勢地位。

2)可以讓企業在經營上管理的到進步。帶動了企業發展。作為牽動企業經營管理的“牛鼻子”，成本管理貫穿生產管理、物流管理、技術管理、質量管理、勞動管理過程的始終，起到了帶動全局的作用。有效的成本管理可以在企業經營的各個環節嚴格控制企業成本和、費用支出，提高企業成本信息的科學性、客觀性和準確性。有利于內部使用者進行分析決策，為進一步制定產品價格、進行管理決策提供依據。

二、商業企業成本管理存在的問題

從我國企業對成本管理的新形勢來看,企業的整體發展形勢都表現得很好，大多數商業企業也都在新形勢下根據自身的發展情況對企業進行改革和調整。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有利于企業成本管理的發展，但是,我國企業成本管理還并非完美無瑕,還存在著這樣或是那樣的問題,比如落后的成本管理理論、成本管理措施不力、不商業企業管理制度不健全等,這些問題都束縛著我國企業成本管理的發展。具體如下:

1.企業對成本意識淡薄

企業內部控制管理商業企業的成本發生是從商品采購、儲存直到最終銷售過程所發生的一切費用的總和，而目前企業的管理卻往往以商品的流通為中心,只注重對企業流通成本的管理,卻忽視了商業企業內部流通部門外的費用發生對企業成本的影響,忽視了在采購儲存，銷售過程中的管理環節。促銷環節等發生的較大的成本費用,對商業企業的價值鏈更是視而不見,這種傳統落后的成本管理觀念已難以滿足當前市場競爭的要求，商業企業對服務成本的漠視以及大量廣告費、開辦費等的發生使商業企業無法考慮全面發展的競爭戰略,加之不能將生產，批發，零售一體化,致使商業企業面臨著產品積壓資金沉淀的問題,影響資金的正常運轉、商業企業效益等同時也削弱了企業的競爭能力。

2.成本控制措施不力

從當前的形勢情況看，大多數企業對于成本控制存在盲目性，沒有明確的成本控制目標。有的企業甚至以“拍腦袋”的形式來制定目標，成本控制缺乏具體指標，成本領先帶來的收益無法量化。有些企業對成本控制沒有時效性，雖然明確了成本控制目標卻沒有實施。在實際工作中，企業成本目標太過簡單粗略未逐層細化分解，也未落實到相關的部門和個人，無法考核成本責任和目標實施效率。在績效考核中企業管理層只注重形式走過場，成本控制工作績效和薪酬等方面相脫節。管理層的失職進一步導致企業員工對成本管理沒有積極性，久而久之造成員工事不關己的工作態度，對于成本是否合理的問題既無壓力又無動力，位于生產一線員工的創新能力未能受到激發，長期下去則導致企業的經濟效益和競爭力受損。

3.商業企業的管理制度不健全

盡管商業企業基本上都有自己的一些成本管理框架,但由于其成本管理定位于服務于存貨計價及收益確定不準確,同時相應的內部控制制度不完善或缺失,因而忽略成本管理的事前預測,缺乏成本管理的事中控制和管理決策,這些使得商業企業的成本控制活動只有形式,而實際效果不理想,更不能實現商業企業成本管理的目標"部分商業企業在制定成本管理制度時,因局限于企業內部的成本管理認識,尤其是只關注產品的流通過程,沒有從全面成本管理的角度考慮,沒有意識到從商業企業整體進行成本管理控制,使建立起的成本控制制度不健全,因而也難以很好地服務于企業的生產經營和決策過程"

三、加強對商業企業成本控制的對策

1.提高成本管理認識

提高對成本管理的認識是突破成本管理的關鍵成本降低必須控制在一定限度內，不能片面地節約、節省成本而應該在戰略層面上對成本進行研究分析，充分挖掘成本降低的潛在因素。例如企業可通過推出新產品來拓寬產品的市場需求，而不能在新產品的研發創新上節省投入。為了能在市場占有優勢地位、企業應該以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為指導思想，開發創新產品的過程中增加科技投入，實現提高價格、擴大銷售量和市場占有率、同時又節能降耗的目的。

2.增強成本控制監督力度

由于我國企業普遍缺乏有效的成本監督與激勵機制，成本管理的執行效果不顯著。有的企業成本管理制度不健全，使各項制度形同虛設，比如有的企業不相容的崗位未進行分離，不能起到相互制約的作用，為了打造并提高企業自身的核心競爭力，使企業能夠更好地適應外部環境變化，成本管理對企業管理人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強成本控制主要通過采用專門的方法獲取企業自身及其同行業其他企業的信息資料，成本控制手段由原來的簡單成本控制轉向戰略成本控制，制定適合企業總體發展戰略的成本管理規劃，并加強成本控制的監督和執行力度，企業應對各部門下達年度成本控制指標，并將成本責任進行分解，最終具體到部門和個人．使相關人員簽訂責任書，進行年度考核評價。設立激勵機制制度，調動員工的積極性、實行實行獎罰分明制。

3.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商業企業要樹立成本的系統管理理念

商業企業的成本管理工作被看作是一項整體與全局的系統工程,是把企業成本管理當做全面、綜合、持久的系統并對企業成本管理的對象、內容、方法進行全面地分析研究的系統理念。商業企業的成本管理不能僅僅局限于商品的購、銷過程,而是要將視野擴展到商品的市場需求分析。要嚴格將商品成本控制到一定的范圍，要強化成本系統管理，對成本系統進行細分，以便增強企業在市場上的競爭力。另外要加強企業成本管理決策范圍的分析,可以保證企業做出最優決策,為獲取最大的經濟效益提供可能。

篇5

本文通過對其所處聚酯行業的宏觀環境、產業環境等進行分析，同時分析企業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具有的優勢和劣勢，指出企業應實施集中化低成本戰略。并提出了加快原料配套、發展優勢產品；加快企業創新，調整產品結構；加快內部機制和體制改革，增強綜合競爭力等建議，以使儀征化纖股份公司繼續保持國內領先、國際一流的市場地位。

關鍵詞：儀征化纖發展戰略建議

一、企業基本情況

（一）發展歷程

中國石化儀征化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儀征化纖）是改革開放以后建設發展起來的我國最大的化纖和化纖原料基地，屬國家特大型企業。公司本部位于江蘇省儀征市，占地10平方公里。1978年籌建，1982年組建儀征化纖工業聯合公司，1993年12月股份制改組設立儀征化纖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加入中國石化集團公司，2000年改為現名。公司于1994年、1995年先后在香港聯合交易所和上海證券交易所發行14億H股、2億A股，截至2003年底，公司總資產120.8億元，凈資產91.3億元，資產負債率22.6%。實現銷售額103.4億元，銷售利潤2.9億元。以聚合能力計，為國內最大、世界第四大聚酯生產商。2001年被國家授予“全國質量效益型先進企業”，并被美國《財富》雜志評為2002年度中國內地上市企業100強第24位。

（二）主要業務和產品

儀征化纖主要從事聚酯原料和產品的生產及銷售，包括自產產品運輸及售后服務等。主要產品包括纖維級聚酯切片、瓶級聚酯切片、滌綸短纖、滌綸長絲、三維卷曲中空纖維5大系列289個品種規格。統一使用“白斯特”商標。

聚酯切片和短纖曾獲國家質量銀獎，瓶級切片獲得美國可口可樂、百事可樂公司認證，聚酯切片、滌綸短纖和長絲國家標準樣品均由儀征化纖研制。

（三）公司面臨的問題

1、市場份額下降，競爭壓力倍增

隨著國內聚酯工業飛速發展，民營企業、外資企業迅速崛起，市場競爭異常激烈，公司產品市場份額不斷下降。

2、效益不斷下滑

近年來聚酯工業高速增長，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同時原料價格隨著世界原油價格居高不下，企業經濟效益不斷下滑。

3、科技創新能力不夠

與國外大公司相比，儀征化纖在工程化技術、新產品開發等方面還存在不少差距，企業核心競爭力不強。

4、機制和體制不適應完全競爭的市場格局

作為大型國有企業，決策機制、分配制度等已經不適應以民營化為主體、完全競爭的市場格局。

二、企業戰略環境分析

環境是機會與風險的統一體。企業戰略的制定、實施與考核的過程，是對環境分析、利用的過程，是發現、利用機會，回避風險的過程，因此，環境分析是戰略制定的起點。通過對企業外部環境和內部環境進行科學分析，才能正確認識自身的優勢和劣勢、面臨的機遇和挑戰，才能正確把握企業發展方向。

（一）企業宏觀環境分析

通過采用PEST分析模型對企業所處的政治法律環境、經濟環境、社會文化環境和技術環境等四個方面進行分析：

1、政治法律環境

我國從1978年改革開放至今，經濟飛速發展，社會穩定進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改善，法律環境也大大改善。特別是隨著我國加入WTO，政府積極改善管理制度，加快與國際通行貿易規則接軌。國內資本市場對內外資全面開放，環保、安全、勞動衛生等方面要求日趨嚴格。隨著國家投融資體制改革的深入，國家將進一步放開項目投資審批權限，紡織企業可根據市場自主進行項目投資建設。同時國家鼓勵紡織化纖企業進一步做大做強，增強國際競爭力。

2、經濟環境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GDP增長連續多年居世界前列，是全球發展最快的地區。2003年，國內生產總值比上年增長9.1%，達到11.67萬億元；按現行匯率計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000美元，跨上一個重要臺階。進出口總額比上年增長37.1%，達到8512億美元，由上年居世界第五位上升到第四位，經濟發展潛力巨大。

3、社會文化環境

我國社會穩定，治安良好，人力資源豐富。作為世界人口大國，目前我國人口年均增長3000萬，僅解決穿衣問題，每年就需增加聚酯需求量14萬噸左右。尤其是隨著我國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農民減負等政策的實施，貧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將逐步提高，化纖的消費量也將逐步增加。

4、技術環境

目前我國聚酯裝備與技術已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國產聚酯裝置比例大大提高。采用國產化聚酯技術能力占新增產能的65%，最大單線規模達到600噸/日。同時我國聚酯產品差別化開發也在不斷進行，高模低縮、細旦、阻燃、吸濕排汗等差別化聚酯纖維產品陸續生產應用，非纖領域如聚酯容器包裝、薄膜等也得到廣泛應用。

（二）企業產業環境分析

1、產能產量高速增長，中國正成為世界聚酯生產基地。

1990年我國聚酯產能僅為104萬噸，1997年為242萬噸，1999年為395萬噸。之后，在市場拉動、技術推動和機制帶動下，我國聚酯產業進入了快速成長期。國內聚酯產能和產量分別從1999年的395萬噸和359萬噸猛增至2003年的約1380萬噸和1030萬噸，年均增長率高達36.7%和30.1%，遠遠高于全球其他地區的增長水平。目前，我國正在成為世界聚酯的產銷中心，現有聚酯產能分別占全球的32%和亞洲的47%，聚酯產量占全球的27%和亞洲的40%。

2、國內聚酯行業已成為完全競爭性行業。聚酯市場已進入全面競爭時代，民營企業迅猛增長，產業集群趨勢明顯，行業競爭日益加劇。

(1)我國聚酯行業的投資主體呈多元化發展態勢，國有及國有控股、民營、外資及合資企業多元發展的局面已經形成。民營企業成為聚酯行業重要的新生力量，其聚酯產能占全國總產能的比重已超過50%。

(2)聚酯產能分布的地域集群趨勢非常明顯，江浙滬地區已成為我國聚酯產品的產銷重心。至2003年底，江浙滬三地的聚酯產能占全國的67%，消費量則超過全國的80%。

(3)聚酯企業紛紛擴充產能，企業規模迅速擴大。1998年我國聚酯生產規模在30萬噸/年以上的企業只有儀征化纖一家，到2003年底已達到了10家，國內前十名聚酯企業產能之和達到了560萬噸，約占全國總產能的40%。

3、產業鏈發展不協調、上下游產能增長不配套導致聚酯原料的進口依存度長期保持較高水平，進口量有增無減。

目前我國聚酯產業鏈上下游發展不協調，PTA和EG等上游原料產能與下游聚合能力嚴重不配套，聚酯原料的進口依存度過高，制約了聚酯工業的良性發展。2003年，我國進口PTA約470萬噸，進口EG約260萬噸，進口PX約98萬噸，進口量同比繼續增加，PTA、EG和PX的進口依存度分別高達52.8%、71.3%和35.3%。

（三）企業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通過對企業所處宏觀環境和產業環境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儀征化纖所面臨的機遇：

1、聚酯產品需求仍將繼續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市場空間廣闊

到2010年，我國聚酯產品需求將凈增1270萬噸左右，年均增長11.36%，說明我國聚酯產品需求仍處于高成長周期，為儀征化纖進一步以低投資做大產能、攤薄成本提供了機遇。

2、聚酯產品需求結構正在發生變化，聚酯需求的增長將很大程度上依賴差別化、高附加值產品

目前，我國差別化聚酯纖維的比重僅為20%，低于發達國家40%的水平。美國聚酯纖維服用、裝飾用和產業用的比例是40∶33∶27，歐盟是44∶20∶36，我國是67∶20∶13。全球產業用纖維在整體纖維產業中所占的比重將由1997年的1/3上升到2008年的1/2以上，而我國僅約占1/10。

3、民營企業等競爭對手在開發差別化和高附加值產品方面還沒有到位

外資及合資企業憑借產品技術優勢尋求擴大市場份額，而民營企業產能基本上是大規模、低成本復制，產品雷同。

4、面臨良好的外部環境

一方面國家對聚酯行業發展的宏觀調控政策逐步到位，市場競爭趨于規范，另一方面儀征化纖可以依托南京化學工業園區和江蘇沿江大開發的有利條件，利用產業集聚、市場分工和政策優惠，借力使力，有效發展。

當然，我們看到在良好的發展機遇的同時，不能忽視其潛在的威脅和挑戰：

1.企業產品市場份額受到擠壓

隨著我國聚酯工業技術、資本市場對內外資全面開放，世界聚酯產業重心向我國轉移，國際大公司加快向我國市場滲透，國內民營企業在完成資本積累后，利用技術和資金壁壘消除帶來的契機，大舉進入聚酯行業，目前已占據半壁江山。相對于國內民營和外資企業的高速發展，儀征化纖發展步伐相對緩慢，產品市場份額不斷下降，聚酯產品市場占有率由1992年的30%，降至2002年的不足12%，目前則不到10%。

2.行業后進入者發展速度驚人

由于我國聚酯發展前景廣闊，目前外資和民營企業均已擬訂大規模的擴能計劃。其中民營企業發展步伐最大，他們想抓住機遇，通過后三年的進一步發展，實現PTA自我配套，擴大規模，搶占份額，增強實力，在目前國有、民營、外資三足鼎立的格局中，搶先出頭。

3.聚酯產品生產成本不斷下降

由于新興的民營企業采用現代國產化聚酯技術，裝置規模大，投資省，同時由于沒有歷史包袱，用工靈活，人工成本低，其產品生產成本不斷下降，后發優勢明顯。而儀征化纖聚酯裝置始建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雖然經過不斷技術改造，產品質量有所提高，物耗能耗也不斷下降，但由于裝置建設早，投資高，裝置規模小，人工成本相對較高，產品成本競爭力已顯不足。

4.聚酯產品差別化水平不斷提高

由于競爭激烈，普通聚酯加工產品利潤空間不斷受到擠壓，部分聚酯企業已將目光投向差別化、高附加值產品的研制開發和生產。

5.新型化纖品種正逐步實現工業化規模生產

目前技術含量高的新型化纖品種有PEN、PTT、PLA、氨綸、碳纖維等，這些新型化纖品種生產技術大多在國外實現了工業化生產，其中氨綸經國內企業多年生產摸索，已基本掌握生產技術，生產規模正在迅速擴大，成為化纖企業新的投資熱點。

（四）企業的優勢和劣勢

儀征化纖是我國最大的聚酯生產基地，也是中國石化聚酯產業的重心，主要優勢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原料配套優勢

聚酯、合成纖維是中石化的核心產業之一，儀征化纖被列為核心產業的重點企業。目前儀征化纖現有PTA產能85萬噸，PX和EG原料由中國石化內兄弟企業的配套供應，有利于提高聚酯產品的競爭力。

2、產品規模優勢

儀征化纖具有一定的經濟規模，實力比較雄厚。2003年聚酯產能約130萬噸，世界排名第四，是世界知名聚酯制造商之一，并有中國石化作為堅強后盾。

3、技術領先優勢

產品技術開發和工程化能力較強，是我國最早大規模進入聚酯行業的企業之一，到2004年公司已建成投產20年。產品在國內有較好的聲譽，部分產品獲國際認證，綜合產品質量高于民營企業，屬國內一流產品。

4、產品品牌優勢

“白斯特”和“康祺”分別是儀征化纖產品品牌和服務品牌。由于產品質量穩定，售后服務好，經多年經營，其品牌在行業內享有較高聲譽。

5、財務資金優勢

儀化財務結構穩健，負債率較低，現金流量充裕。目前公司資產負債率約22.6%，僅為民營企業的1/3左右，具有較強的融資能力。

6、人才優勢

公司培養了一支在生產經營、研究開發等方面優秀的技術與管理隊伍，初步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和管理體系。

7、營銷網絡優勢

儀征化纖地處市場腹地，營銷網絡健全，產品用戶滿意度較高。儀化主流產品是聚酯切片和滌綸短纖維，靠近市場，綜合物流成本較低。儀化康祺營銷網絡遍布全國主流市場。公司五大主產品均有穩固的客戶群，與重點用戶形成了戰略伙伴關系。

8、土地資源、公用工程配套等優勢

儀征化纖現有土地為建設初期一次性征用，其中預留發展用地可滿足公司今后五年規劃發展項目的需要；同時企業配套有熱電廠、給排水廠、動力廠等輔助生產設施，為生產安全穩定運行提供了保障。

9、產品結構趨于合理

1997年始，儀征化纖結合四期工程建設，對產品結構進行了優化調整。與1997年相比，聚酯切片差別化率從幾乎沒有提高到57.3%，纖維差別化率從15.54%提高到41%，產品品種由50個增加到289個。

雖然儀征化纖存在以上優勢，但我們也注意到，與國內民營企業、外資企業相比，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原料資源制約著企業進一步發展

隨著聚酯行業競爭加劇，利潤空間不斷壓縮，原料成本已占聚酯產品制造成本的70%以上。由于近幾年，我國聚酯發展迅猛，原料供求失衡，價格不斷攀升，導致聚酯企業的競爭轉向原料資源的爭奪，原料資源對企業生存、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儀征化纖兩大主要原料PTA和EG，只有PTA部分自給，配套率不到70%。隨著公司聚酯產能繼續增長，原料自給率還要逐年降低。因此，原料資源配套不足將是企業進一步發展的不穩定因素。

2.汽、電等公用工程配套瓶頸將開始出現

公用工程配套齊全并且有一定的富余一直是儀征化纖優于民營企業、保持領先的另一重要原因。隨著公司進一步做大做強，公用工程的供應將出現緊張，尤其是汽電需求方面。由于最近各地方均不同程度出現電荒，許多企業被迫限電生產，開工不足，直接影響企業的經濟效益。

3.產品市場占有率不斷降低，規模優勢已不明顯

近年來公司聚酯產能在國內總產能中所占比例迅速減少，調控國內聚酯市場的能力迅速減弱。1995年公司聚酯產能幾乎占全國的1/3，1998年下降到1/4，2000年再下降到1/5，到2003年已不到1/10。同時，儀化產業鏈偏窄，纖維差別化、聚酯專用料生產能力比重偏低。至2003年底，公司瓶級聚酯能力不足全國的10%，聚酯專用料滿足不了市場需求。隨著民營企業大容量聚酯裝置紛紛上馬，儀征化纖原有規模優勢已不明顯。

4.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人均產能和勞動生產率偏低

2003年，儀征化纖人均產能約90噸，人均銷售收入約9萬美元。而美國KoSa和伊士曼、臺灣南亞和遠東紡織等公司的人均產能在210－610噸，人均銷售收入15－30萬美元，差距較大。

5.與民營企業相比，生產成本高

差距主要表現在人工、管理、折舊、維修、包裝和倉儲運輸等成本費用上。據資料顯示，優秀民營企業人工成本比儀征化纖低約100元/噸，折舊費低約80元/噸，管理費用低約50元/噸，維修費低約25元/噸。

6.與外資或合資企業相比，產品附加值低，持續創新能力不強

儀征化纖聚酯產品的結構比例，優于國內同行，與臺韓公司相當，不過產品的具體規格、用途與量的大小及在質量上存在一定差距。遠東紡織60%的聚酯短纖和全部切片已全部實現非紡織用途。南亞纖維產品規格多，僅長絲就有417種規格，其中高附加值規格占77.5%，高于臺灣地區39.8%的比率。遠紡的工業絲及瓶級切片、南亞的超細纖維和家飾用填充級短纖、匯維仕差別化短纖維領先同行。

7.體制機制有待進一步完善

作為國有大型企業，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不如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靈活，如用工不活，薪酬與市場脫軌，機構龐大，決策機制復雜等等，這些弊端不利于企業降低人工成本和管理成本，不利于吸引優秀人才，不利于及時把握市場機會。

8.國際市場尚未建立穩定的銷售渠道，不利于參與世界競爭

三、發展戰略的建議

通過對儀征化纖戰略環境進行分析，可以看到企業機遇與挑戰并存，優勢和劣勢互現。作為尚處于高速發展中的聚酯企業，如何在發展中把握方向，及早甩開包袱，輕裝前進，戰略選擇和實施就顯得異常重要。

（一）戰略選擇

通過采用SWOT分析模型對儀征化纖企業內部優勢和劣勢，外部存在的機會和威脅進行分析（見表2）。

機會

儀征化纖在聚酯行業中市場機會大于存在的威脅，雖然民營企業的沖擊和競爭影響較大，但內部優勢仍比較明顯。因此應當采用成長型發展戰略，即采用集中化低成本戰略，發展優勢產品，特別是國內缺口較大的聚酯原料的發展，以形成核心競爭優勢．

（二）發展戰略建議

1、充分依托中國石化的原料互供優勢，加快聚酯原料的配套建設

在做好兩套PTA裝置穩定生產的同時，抓緊進行第三套100萬噸PTA裝置的規劃建設工作，盡快形成年產200萬噸的PTA產能，以進一步提高原料配套能力，增強市場抗風險能力。同時，通過多種途徑與方法，在資源競爭力強的地區，以合資、參股等方式與國際國內石油化工企業建設PX原料與EG原料的生產基地，確保上述原料穩定供應，使儀征化纖的產業鏈逐步向上游原料推進，以避開與民營企業的低水平競爭。

2、進一步發展聚酯總量

根據我國纖維消費總量與GDP的關系以及紡織纖維本身的成長性，結合英國PCI、美國CMAI和中國化纖行業等相關信息機構的預測，我們預計在2003-2010年期間，我國聚酯產品的需求仍將以10%以上的速度遞增，需求量將從2003年的1130萬噸增加到2010年的2400萬噸，比2003年翻一番多。為儀征化纖進一步發展聚酯產能提供了市場機會。

具體品種主要是進一步擴大有競爭能力的滌綸短纖、瓶級聚酯、聚酯專用料切片等品種，實施大規模低成本發展，通過以較低的投資，迅速提高優勢產品的生產能力，保持優勢產品的市場份額。通過優勢產品產能的迅速提高，進一步顯現公用工程的配套能力，可分流富余人員，攤薄固定成本和人工成本。由于公司現有的國有企業機制和體制，在項目規劃和建設中，盡量規避勞動密集型項目和技術含量低的產品的項目，降低市場風險。如滌綸長絲及DTY項目等。

3、加強科技創新能力。抓好產品、技術和產業升級，發展專有技術

研究開發新型催化劑、添加劑和助劑，提高現有聚酯裝置生產能力；加大對核心技術、專有技術、優勢產品的科技投入，盡快形成一批自己的核心技術、專有技術和優勢產品。積極發展附加值高的服裝用、產業用、裝飾用纖維和瓶用聚酯產品，調優產品結構。對新材料及新型化纖產品開展前期開發的戰略研究工作，積極穩妥地向其它纖維(包括PEN、PTT、Tencell等特種纖維)領域拓展。在核心技術和專有技術開發的同時，要加強技術保密和保護工作。

4、進一步進行經營機制和管理體制改革

儀征化纖應積極根據當前聚酯產業高度民營化的市場狀況，加快體制機制的創新改革，通過激發人才積極性，增強企業活力，進行企業的三次創業。新建項目可通過與國際、國內著名廠商合資合作建設，利用其技術、品牌、市場和機制，使項目具有綜合競爭能力。

5、重視資本運營

資本經營是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通過企業或資產并購實現低成本、超常規快速發展的有效手段，它尋求生產經營能力的快速擴大和資本增值。資本運營的方式多種多樣，包括投資、參股、控股、購買、兼并、重組等多種形式。國際國內資本運營的案例很多，成功的、失敗的都有，是一把雙刃劍。“八五”及“九五”期間，儀化股份公司及集團公司曾通過資本運營，先后兼并了佛山化纖、揚州合成化工廠、常州大明和無錫大通公司等單位，但兼并后沒有達到預期目的，主要原因是當時國內市場經濟機制尚不完善，公司又缺乏這方面的管理人才。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機制逐步完善，我們可以考慮對市場腹地的優質資產進行資本運營，達到占領市場的目的。因此，一方面公司新項目的建設要與新體制、新機制相結合，通過與國際、國內著名廠商合資合作建設，引進其技術、品牌、市場和機制，使新上項目具有綜合競爭能力；另一方面新裝置可以采用合資或參股等方式，在市場腹地進行建設。同時隨著國內聚酯業競爭的加劇，我們可以在市場腹地擇機收購一些有潛質的聚酯企業，以規模優勢和品牌優勢換取競爭優勢。同時也要重視品牌運營。

6、積極開拓國際市場

隨著國內聚酯產業的蓬勃發展，我國將建設成為世界聚酯工業制造基地。因此，一方面，我們要努力降低產品成本、提高產品附加值，增強產品競爭力，擴大國內市場份額。另一方面，要以發展的眼光，積極開拓國際市場，把儀征化纖打造成為國際一流聚酯企業，跳出國內聚酯企業低水平價格競爭的泥潭。

總之，加快結構調整與發展戰略的實施，是儀征化纖贏得主動、贏得優勢的關鍵所在，是實現集中化、低成本戰略的必由之路。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面對民營和外資企業的迅速崛起，產能不斷膨脹，必須上下一致，增強危機意識，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在壓力中求發展，在競爭中求生存，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當然，講發展，不是一味地追求低水平產能的擴大，而要同經濟效益相結合，大力發展優勢產品，發展有競爭力的產品，發展高附加值的產品，要放大優勢，培育特色，差別競爭，錯位發展，迅速增強公司綜合經濟實力。要把發展戰略作為第一要務，萬眾一心謀發展，聚精會神搞建設，齊心協力搶市場。通過持續的結構調整與發展，把儀征化纖培養成為一個真正具有綜合競爭能力和贏利能力的化工化纖企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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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RONSEWELL著，姜法奎等譯，《核心競爭力》，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年

篇6

一、內部控制產生與發展的歷史回溯

20世紀40年代以后，內部控制實踐與理論得到了廣泛的應用與突飛猛進的發展，內部控制完成了其主體內容的構建，其各項構成要素和控制措施也零星可見，散布于企業各項管理制度和實務中，但未從理論上進行總結，把內部控制當作管理的附屬。1949年美國會計師協會的審計程序委員會在《內部控制，一種協調制度要素及其對管理當局和獨立注冊會計師的重要性》的特別報告中，承認內部控制超越了與財務部門直接相關的事項。1958年10月，該委員會的第29號審計程序公告《獨立審計人員評價內部控制的范圍》，對內部控制的定義重新進行了表述，將內部控制劃分為內部會計控制和內部管理控制兩類。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內部控制理論的研究又有了新的進展，西方學術界在對內部控制理論進行研究時，亦已認識到內部會計控制和內部管理控制的不可分割性和相互聯系性，但重點逐步從一般含義向具體內容深化。這一變化的標志是1988年4月AICPA的《審計準則公告第55號》，規定從1990年1月起以文告取代1972年的《審計準則公告第1號》。該公告的頒布和實施是內部控制理論研究的突破性成果，它首次以“內部控制結構”一詞代替原有的“內部控制”。指出：“企業的內部控制結構包括為提供企業特定目標的合理保證而建立的各種政策和程序。”并明確解釋了內部控制結構的三要素，即控制環境、會計制度、控制程序及它們的具體內容。20世紀90年代后，由美國會計學會、注冊會計師協會、國際內部審計人員協會等組織參與的“發起組織委員會”（簡稱為COSO）報告《內部控制———整體框架》。1996年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發《審計準則公告第78號》，全面接受COSO報告的內容，并從1997年1月起取代1988年的《審計準則公告第55號》。公告中指出內部控制是由一個企業董事會、管理階層和其他人員實現的過程。旨在為實現經營的效果和效率、財務報告的可靠性、符合適用的法律和法規等目標提供保證。將內部控制結構分為控制環境、風險評估、控制活動、信息與溝通、監督5個要素。

縱觀內部控制的產生和發展歷史軌跡，其理論和概念的演變就本質而言，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即形成階段和發展與完善階段。20世紀80年代前，人們對內部控制的認識源于內部牽制的理論假設，這一階段的特點為：在企業內部形成了比較系統的內部控制措施、程序和方法，基本上形成了業務處理程序化、業務分工標準化、企業員工間協作與制約制度化，以及與經營目標關聯化的理論格局。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發現這一理論在于以內部會計控制為主，重點集中在如何防弊糾錯上，使內部控制在面對企業管理實際時顯得過于消極和狹窄。鑒于此，20世紀80年代以后，受系統論、控制論等理論的影響，以及90年代信息產業和高風險行業興起的沖擊，學術界對內部控制的研究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具體表現為內部控制結構和內部控制整體框架兩種觀點。雖然二者存在有一定的差異，但這一階段的理論特點則反映了人們對內部控制研究重點的轉移，即逐步從一般向具體深化，并將內部控制“要素化”，體現了內部控制源于管理階層的經營方式與管理過程相結合的特點。

二、內部控制理論形成與發展的根源

（一）控制論、信息論和系統論等自然科學理論是企業內部控制建立的方法論

20世紀40年代起，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引起了生產技術的空前提高，其結果導致了生產迅速增長。一方面跨國公司大量涌現，形成了跨越地域的經濟壟斷集團；另一方面，由于企業規模擴大，內部職能部門增加，更需要從企業內部進行協調，以達到節約資源、防止差錯和舞弊、提高經營效率等經營目標。因此，在客觀上要求企業建立包括組織機構、業務程序等在內的自我控制和自我調節機制。而此時的控制論、信息論和系統論等自然科學的形成恰好為內部控制的建立提供了理論上和實踐上的支持。就控制論而言，它是一種研究由各種耦合元素組成的系統的調節和控制的一般規律的科學，尤其是以研究系統和經濟過程如何發揮其功能、如何控制經濟過程為目的的經濟控制論，成為內部控制的理論依據之一。這是因為內部控制理論在研究每個具體組織的內部經營管理過程，研究每個單位如何發揮它們應有的管理功能及如何對管理過程進行有效調節和控制時所設立的自我調節、自我控制機制和控制的方法與手段，正是依照控制論的一般原理。產生于20世紀40年代末的信息論也是內部控制的理論基礎。從信息論的角度分析，控制實質上就是一個通過收集、篩選、加工、傳輸的信息反饋的過程，以指導物流和資金流，按預定目標運行的有效調控機制，其中信息是控制的源泉和依據。它的真實性、及時性是內部控制有效性的關鍵因素之一。系統論的誕生，不僅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等領域結出了累累碩果，而且給人帶來了新的思想觀念，引起了管理方式的巨大變化。依照這一理論觀點，把企業當作一個由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若干要素組成的系統，而內部控制則是這一管理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二）委托理論是內部控制理論發展和完善的內在根源

按委托理論涉及的領域來分析，它主要研究企業內部的一種契約關系。在這種契約下，人根據委托人的委托，在其授權范圍內，以人的名義進行相應的活動。從這一理論形成的現實背景可以看出，資本原始積累的完成，企業從個體業主形式轉向合伙制，最后變成公司制形式，是委托———這一問題產生的源頭；生產社會化程度提高，資本高度聚集和經營職能的高度專業化為其產生創造了條件；企業生產規模不斷擴大，投資主體多元化，以及財產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是該理論最終形成的內在原因。從企業總體發展的趨勢及實際運行的效果來看，公司制企業是一種最高的企業組織形式，即，投資人或股東將企業資產的經營活動權交由經營管理階層承擔，財產所有權和經營權，特別是它們與控制權的分離，使委托———關系存在成為必然。可見，企業作為一張由各利益相關者組成的契約組織，是多種委托———關系的集合，為使企業持續穩定地發展下去，建立健全一個有效的內部控制系統是解決不利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的內部機理。企業內部控制建設的實踐也證實了委托理論是其發展和完善的內在根源。

（三）審計方法的改變和審計人員法律責任的增強是內部控制理論發展的推進器

在審計發展的初期，審計方法主要采取詳細審查，詳細檢查企業全部會計憑證，計算復核所有賬戶余額，進行賬證、賬賬核對。但隨著企業規模的日益擴大，業務活動日趨繁雜，無疑于對傳統的審計方法形成了極大的挑戰，因此抽樣審計的方法便應運而生。抽樣審計方法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日益增加的審計任務帶來的難以進行詳細審計的問題，但卻帶來了由于審計人員主觀判斷而形成的審計結論可信度下降的現實情況。另外，如前所述，在兩權分離的情況下，企業凈資產的擁有者（投資者和債權人）迫切要求企業管理階層提供真實可靠的信息。為此，許多國家從法律法規的層面上來督促企業外部審計人員更加注重內部控制的審查，一系列案件的發生和有關法令的頒布，在增強審計人員法律責任的同時，也使企業注重自身內部控制制度的建設，以盡量避免注冊會計師拒絕接受委托審計或提出保留性的審計意見。

（四）政府是內部控制發展的主要推動者

從內部控制發展的實際情況看，之所以如此迅速，除企業內部管理要求的一系列因素外，政府是推動其發展的一種主要外部力量。20世紀70至80年代，美國政府通過一系列措施推動內部控制的實施。如1977年的《反國外行賄法案》中規定了每個企業應建立內部控制制度；針對80年代美國出現的一些舞弊性財務報告和企業“突發”破產事件，招致了國會一些議員對財務報告制度提出了質疑，其中所關注之一，是上市公司的內部控制的恰當性。為此，成立了“反對虛假財務報告委員會”。該委員會的目標之一，就是增加內部控制標準和指南，其工作成果就是著名的COSO報告。從報告的內容來看，既對以往內部控制定義進行了修正，又為設計更廣泛的內部控制系統提供了指南。我國政府于1996年12月，由財政部了《獨立審計具體準則第9號———內部控制和審計風險》，以及1997年5月中國人民銀行頒布的《加強金融機構內部控制的指導原則》等一系列規定和通知，在推動企業加強內部控制建設實踐的同時，也大大地推動了內部控制理論發展和完善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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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城市既是政治統治的中心，也是商業活動的重要場所。深入研究中國古代城市與商業問題，對于了解當時的政治統治、經濟結構、社會生活等諸多方面有著重要的意義。筆者擬就漢代江南城市的建置、商業活動、商品經濟發展的限度及其制約因素等相關問題作些初步探討。

一江南地域范圍與城市建置若干特點

“江南”一詞，在秦漢史籍中屢見記載。但“江南”者何?其空間范圍有多大?古人對此解說殊異，各有所云。

考諸《史記》、《漢書》，有時往往將“江南”指為某一特定而具體的地域。據《史記·秦本紀》：“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越王勾踐世家》：“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貨殖列傳》：“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各家在對《史記》作注時，解釋也各有歧義，如裴駰《集解》引徐廣曰：“江南者，丹陽也，秦置為鄣郡，武帝改名丹陽。”而張守節《正義》則認為：江南者，“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長沙二郡，南楚之地耳”。①又《漢書·地理志》稱：南郡“夷道縣”，“莽曰江南”。這里，或將“巫郡”與“江南”、“江南”與“泗上”并列，或以“江南”與“衡山、九江”、“豫章”、“長沙”等并列，甚至將“江南”或釋為“丹陽”，或釋為“豫章、長沙”，或謂之曰“夷道縣”。于此諸多事例說明，江南的地域范圍，有時確乎僅指相對具體而特定之地域，乃至等同某一郡縣，似無可疑。

但文獻中，有時又將“江南”泛指為長江流域以南的廣大地區，它往往是“大江之南，五湖之間”②的統稱。如《史記·黥布列傳》：“黥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余人走江南。”《貨殖列傳》：“江南卑濕，丈夫早天。”同書又云：“夫山西饒材、竹、谷、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枬、梓、姜、桂、金、錫、連、丹沙、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以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司馬遷根據地理條件、物產分布等，把當時全國劃分為山西、山東、江南、龍門碣石以北四大經濟區，其中的“江南”，包括了長江以南的許多郡國，當很顯然。③

古人地理觀念尚欠精審，加之文獻記載的著眼點有別，所以有關“江南”的地域范圍也就說法不一，各有所指。我們這里所說的“江南”，泛指嶺南以北，長江中下游以南的廣大地區。它包括會稽、吳郡(東漢)、丹陽、豫章、南郡、江夏、長沙、桂陽、零陵、武陵等郡，也就是漢代荊、揚二州的大部分地區。

中國古代城市起源很早，有著悠久的歷史。但受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城雖大，無過三百丈，人雖眾，無過三千家者”。④至戰國時期，由于兼并戰爭，列國出于政治、軍事上的需要，在險要之地及交通要沖皆普遍設城。正所謂：“御外之道，莫若設險；制勝之方，莫若因形。重門纛折，設險也；高屋建瓴，因形也。”⑤城市的數量和規模得到迅速發展。《戰國策·趙策》云：“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想望也”。就其地理分布范圍來看，主要集中在黃河中下游及淮河上游地區，江南地區則寥若晨星，僅有吳城、郢都等幾座較大的城市。

秦滅六國，建立起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在地方推行郡縣統治，江南地區已出現了會稽、閩中、南郡、長沙、黔中、九江等六個郡級行政區，可考的縣治大約有38個左右。到西漢高祖六年：“令天下縣邑城”，師古注曰：“縣之與邑，皆令筑城”。⑥且“以其(秦)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國。”⑦加強地方行政建置，使西漢城市建設得到飛速發展。在江南，先后增設了豫章、丹陽、江夏、武陵、零陵、桂陽等六個郡級行政區，加上秦原有的南郡、長沙和會稽等三個郡級行政區，共有九個郡國，縣治140個。東漢時期，由于南方人口增多，土地墾辟，又在會稽北部分置吳郡，縣城進一步增加至144座。⑧

秦漢時期，江南地區郡縣級城市體系業已基本形成。由于江南的經濟水平、人口因素、地理條件以及交通狀況與黃淮流域不同，它的城市發展也與之有著不同的特點。歸納起來，主要體現如下幾個方面。

1、江南城市分布較為稀疏。為說明問題，我們把荊、揚二州長江以南地區的城市分布密度列表如下：

從表中數據，我們可以看出，西漢揚州之會稽、丹陽、豫章三郡，總面積445887平方公里，占當時全國總面積的11．31％，縣級城市61座，城市平均密度為7310平方公里一城；荊州之江夏、桂陽、武陵、零陵、南郡、長沙等六個郡國，面積426607平方公里，占當時全國總面積的10．82％，縣級城市79座，平均密度為5400平方公里一城。按《漢書·地理志》記載：元始二年(公元2年)，凡郡國103，縣邑1314，道32，侯國241，合計縣級城市1587座。而荊揚二州之江南城市，西漢140座，占全國城市的9％左右，遠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同期的淮河流域及黃河中下游流域的情況又如何呢?為了便于比較，我們以州部為單位，列置各州部城市分布密度表如下：

綜合上表各項數據，江淮問之豫州、徐州總面積160236平方公里，占當時全國總面積的4．05％，有縣級城市240座，平均668平方公里一座；黃河中下游的司隸部、兗州、青州、冀州，總面積為352649平方公里，占當時全國總面積的8．98％，有縣級城市496座，平均為711平方公里一座，平均密度遠遠高于長江以南的荊、揚二州。

城市分布密度，歸根到底是由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中國古代城市在政治上統治著農村，經濟上卻依賴農村。從政治統治的角度而言，要做到朝令夕至，一個縣治的有效管理幅度最好保持在方圓數百里之內；在財政上主要依賴農業稅的條件下，維持一個縣級政權至少要控制幾千戶納稅農民。這樣，在方圓數百里的地域內，至少要有數千戶居民方可劃為一縣，建立一個縣級城市。在地域與居民兩個條件中，居民數對設縣立治的意義無疑更為重要。如東漢光武帝劉秀，在踐祚之初，面對戶口耗減，不得不“省郡國十，縣邑道侯國四百余所”⑨便是例證。在中原，由于地狹人眾，縣的轄境一般只有數百平方公里，縣級城市分布密度很高。而江南“地廣人稀”，縣的轄境自然較大，城市分布密度也就很低，一般在數千平方公里，甚至上萬平方公里設一縣。

2、就江南內部而言，其城市發展也極不平衡。江南北部沿長江及太湖、鄱陽湖、洞庭湖流域的城市密度又比江南南部要高一些。如會稽南部，面積158568平方公里，有縣城13座，平均密度為11326平方公里一座；而會稽北部，面積68835平方公里，有縣城13座，平均密度為5295平方公里一座，其密度高出會稽南部一倍以上。同樣，在豫章郡的18座城市中，有110處于鄱陽湖之濱，其密度遠遠高出豫章之南部。城市發展不平衡與經濟發展不平衡有著密切的關系。在江南地區，地貌構造多以丘陵為主，在當時生產條件下，開發極為不易。而地處長江沿岸的江漢平原、鄱陽湖、太湖沖積平原相對來說比較容易開發，經濟發展相對較快，人口也相對較多，所以城市發展較快，密度相對要高。而江南南部，原多為越族所居。《漢書·朱買臣傳》稱：“越，非有城郭里邑也，處溪谷之間，篁竹之中，習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開發程度不高，城市密度也就很低。

3、江南城市規模普遍較小。從考古發掘資料來看，江南城市除吳城等極少數城市有一定的規模外，大多數城市面積在一平方公里以下。如丹陽郡之春谷縣城面積只有0．12平方公里，石城縣城面積為0．39平方公里，蕪湖縣城面積為0．12平方公里；⑩豫章郡之梟陽縣城，面積接近1平方公里，⑾昌邑古城面積為0．24平方公里；⑿福建崇安縣城村漢城，平面近似長方形，南北長約860米，東西寬約550米，面積約0．48平方公里，據初步推測，城村漢城是漢滅閩越之后的冶縣縣治“冶城”。⒀

城市規模的大小，與人口密度有著密切的關系。從人口分布來看，據《漢書·地理志》記載：公元2年四萬戶以上的縣有長安、成都、茂陵、鄢陵、宛、陽翟、彭城等。而廣大的長江中下游以南地區，據東漢應劭《漢官儀》稱：“荊揚之江南七郡，唯有臨湘、南昌、吳三縣令”。⒁按秦漢制度，萬戶以上的縣設令，萬戶以下的縣設長，荊揚之江南七郡僅臨湘、南昌、吳三縣超過萬戶，可見江南之縣戶口稀少，所以城市規模相對較小。

綜上所述，江南城市分布稀疏、呈區域內不平衡發展，城市規模普遍較小，這些都是由江南經濟發展及人口、地理環境等因素決定的。就整個南方而言，從秦38座城市到西漢140座，東漢144座，增長了近3倍，其發展速度還是比較快的，這也和秦漢時期江南社會經濟發展基本相適應。

二以城市為中心的商業活動

毋庸諱言，兩漢時期的江南城市主要是作為行政統治中心和軍事鎮壓基地，有著強烈的政治功能。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城市的經濟功能也在逐漸增強，這突出表現在以城市為中心的商業活動日趨頻繁。

(一)區域性商業都會出現

城市是商業活動集中的場所，因而也是商業發達的重要標志。在兩漢時期，地理要沖城市業已成為區域性商業都會，如吳城和江陵。

吳城(今江蘇蘇州市)，又名姑蘇城，是春秋吳王闔閭根據伍子胥的建議所修建。作為當時的都城，其城區規模較大，周圍23．5公里，開水陸門各8個，城中又有小城，周圍6公里。至秦統一后，為會稽郡治，漢代因之，東漢為吳郡郡治，長期為吳越經濟區的中心城市。由于地處肥沃的太湖流域，交通便捷，物產豐富。《史記·貨殖列傳》載：“夫吳，自闔閭、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所謂“東有海鹽之饒”，主要是指其煮鹽業的發達；“章山之銅”，說明銅的冶煉和鑄造業先進。吳王劉濞時“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國用饒足”。⒂“三江五湖之利”說明其漁業資源十分豐富，同時交通便捷。《越絕書·吳地傳》載：“吳故水道，出平門，上郭池，入瀆，出漅湖，上歷地，過梅亭，入揚湖，出漁浦，入大江，奏廣陵。”可知其有渠道北通長江，南通過江南河溝通錢塘江。《史記·河渠書》也云：“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陸路，可北循陸道直抵無錫歷山，西循九曲路達于太湖。由于便捷的交通，吳越之地的鹽、銅、越布等產品通過這些商路輸出。

江陵(今湖北沙市附近)，楚國故郢都。自楚建都于郢后，經過幾百年的開發，農業、手工業都有相當的基礎。特別是商業更為發達。桓譚《新論》說：“楚之郢都，車轂擊，民肩摩，市路相排突，號為朝衣鮮而暮衣弊。”⒃《戰國策·楚策》記：“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曰：楚國之食貴于玉，薪貴于桂。”這里，楚國當指郢都，說明郢人口眾多，所以盡管當地是出稻米之區，食、薪仍然昂貴。而行人車輛擁擠，正是人口密集、市場繁榮、貿易發達的具體表現。后來郢都雖被白起所焚壞，而據《漢書·地理志》記載：江陵仍然是全國重要都市之一，所謂：“江陵亦一都會也。”《史記·貨殖列傳》亦云：“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云夢之饒。”說明江陵腹地資源豐富。據司馬相如《子虛賦》載：“云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弗郁，隆崇律蟀，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云；罷池陂陁，下屬江河，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桂椒木蘭、蘗離朱楊，榩梨梬栗，橘柚芬芳”；“西通巫巴”，證明其交通便利，溯江而上，和巴蜀經濟區保持聯系；同時北上陳、宛(今河南南陽市)和中原可以往來；東通江、淮，和吳越經濟區交往。江南所產梓、梗柟、姜、桂、金、錫等物品通過江陵行銷各地。而各地物產，亦通過江陵，散銷江南腹地。

(二)商業形態多樣

漢代江南商業就其性質而論有官營和私營；從形態上講，又分販運貿易和店鋪零售等幾種形式。

1、官營商業

官營商業是指由政府直接控制商品買賣的一種商業形式，它是以官營手工業生產為基礎的。漢代官手工業已在江南部分郡縣有所出現，如下表：

從官營手工業生產范圍來看，主要包括煮鹽冶鐵，生產銅器、鐵器、木器、漆器等生產、生活用品。這些官營手工業產品，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供皇室和貴族們享受的奢侈品，如金銀銅器等；其二是與人民生活有關的產品，如食鹽、鐵農具、舟車、日用漆器和銅器等；其三是一些特色產品，如木器、橘柚等。此三者除前者之外，其他產品大多投放市場，進人流通領域，形成官營商品。

官營商業主要通過兩種途徑得以實現。其一是鹽鐵專賣。在江南主要是通過分布于上述的鹽、鐵官實行統供調撥，控制經營。其二是均輸平準。均輸平準實行于桑弘羊受任為大司農的元封元年(公元前70年)，這是漢武帝接受桑弘羊建議的一項商業國營措施。《鹽鐵論·本議篇》云：“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師，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貿利，故曰平準。……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可見，均輸、平準把貢物商品化；同時，利用國家雄厚的財力，控制商品流通和物價，部分地取代商人販運貿易的職能，使利潤歸于國家。正如《漢書·食貨志》所云：“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為賦，而相灌輸”。

當然，官營商業雖然控制了國計民生的商品銷售，但并不能完全控制全國的商品買賣，這也為其他商業形態存在提供了條件。

2、販運貿易

販運貿易，亦稱販運商業。在秦漢簡牘、文獻中，有“行賈”、“中舨”、“商販”、“賈販”、“市販”、“販賈”及“私販賣”等用語。它是商人將生產物從有余的地方運到缺乏的地方，利用物品的地區差價，通過長途販運，賤買貴賣的不等價交易而牟取利潤的一種商業行為。

江南地區販運貿易起源甚早。春秋時期，越國大夫范蠡，“。乘扁舟浮于江湖”，從事販運貿易，“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⒄戰國時楚國鄂君長途販運，舟車路線達十幾個城，范圍遍及三楚地區⒅。可見販運面之廣，路途之遠。

至漢代，在統一局面下，江南販運貿易進一步發展。參與販運的不僅有富商大賈，而且也有小股資金的合伙經營。江陵鳳凰山漢簡就有“中舨共侍約”，其文如下：⒆

(年)三月辛卯中舨：(舨)長張伯、石兄、秦仲、陳伯等十人相與為販，約人販錢二百，約二。會錢備，不備勿與同舨，即販直行共侍(持)。非前謁。病，不行者罰日卅，毋人者庸(傭)賈，器物不具，物責十錢。共事以器物，毀傷之及亡，販共負之，非其器物擅取之，罰百錢。販吏令會不會：(會)日罰五十，會而計不具者罰比不會，為販吏，枲(集)器物及人。販吏秦仲。

從這份契約可以看出：民間合伙經營的資金很少，人均僅200錢。但其規定卻比較細密，對因病不能參預買賣者，對器物不備或器物損壞者以及不參加聚會或雖去聚會，但財物賬目不清者均要處罰；而且設有販長、販吏具體管理，制度比較嚴格。這足以證明，當時江陵一帶民間商販合伙經營形式比較普遍，發育得比較成熟。

3、店鋪零售

販運貿易主要是調節地區間商品流通，要使商品直接進入消費者手中，還多依賴店鋪零售。這在秦漢文獻中稱為“坐列販賣”。如《漢書·食貨志》云：“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師古注曰：“列者，若今(唐時)市中賣物行也”。在江陵鳳凰山10號漢墓出土木牘中，有專門記載從事零售而得收入的帳單。據有人考證：“(丁)組簡所記人數至少有四、五十人，從張母稱呼看，似非雇傭關系，應是合股經營商販，由販長統一安排，分派到市中‘坐列販賣’”。⒇

(三)區域商品交流頻繁

漢代中央集權的大統一局面，為商業發展提供良好的活動條件。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曰：“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漢書·伍被傳》云：“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又《鹽鐵論·力耕篇》載：“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宛、周、齊、魯，商遍天下。”江南，作為中央集權統治下的區域，亦介入其中。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荊、衡陽經濟區與中原內腹地區商業交流。司馬遷在論及荊、衡陽經濟區與中原的關系時云：“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云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受江、漢、淮，宛亦一都會也”。把它們看成是俗同互惠的經濟圈。從商品流通渠道看，江南之商品主要通過江陵，北上宛，再上洛陽而行銷中原各地；中原之物則通過宛、江陵再散銷江南。江陵鳳凰山10號漢墓有一簡就記載：“上官乙人圣二戶販馬郃少一日。”[21]這是江陵販馬之記事，馬產于中原，其購銷渠道主要是通過較北的宛而輸入的。湖北之云夢睡虎地12座秦墓中出土了相當多烙有“咸”、“咸亭”、“咸里”、“咸亭上”、“咸上”等戮記的漆器，湖北江陵和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亦出土了不少烙有成都工官所造漆器，如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漆器制品，有相當部分烙有“成市”、“成市草”、“成市飽”、“成市素”、“市府”、“市府飽”、“市府草”等戮記。江陵鳳凰山8號墓出土的漆器制品印有“北市”等戮記。據有人考證：“‘成市’和‘南鄉’、‘北市’戮記的性質既明，便能判斷馬王堆一號漢墓和鳳凰山8號墓出土的漆器，基本上都是成都市府制造的”。[22]其輸入路線，據有人考證：“江陵等南方楚地通過南北交往問最大的商業城市宛市與長安溝通，成都官府所出漆器便通過這種渠道進入楚地”。[23]另據王符《潛夫論·浮侈篇》記載：京師貴戚死后制作棺槨“必欲江南檽梓、豫章梗楠”；貴戚豪門甚至“其徒御仆妾皆服文組彩牒……犀象珠玉、虎魄瑇瑁”。江南之木材、犀象珠玉、虎魄瑇瑁行銷京師洛陽，其北上路線估計是從江陵經陳至宛而行銷洛陽。

2、吳越經濟區與淮河流域商業交往。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云：“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基本上把吳楚經濟區與淮河流域劃為一體。當時東楚的重要商業都會吳城“有三江五湖之利”，水路“入大江、奏廣陵”和江北淮河流域聯系起來。“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南楚之地，通過江北之重要的商業市場壽春、合肥與淮河流域保持聯系。“郢之后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輸會也。”江南之鐵器，多是通過這種渠道輸入。例如江西修水出土漢代的制農具鏟和臿，就有“淮一”的字銘，證明是從臨淮郡輸入的；[24]今廣西貴縣羅泊灣一號漢墓中出土一件陪葬農具登記單——“東陽田器志”中記載的鐵臿、鉏(鋤)，也是從臨淮郡輸入的。[25]福建崇安城村的漢城遺址中也曾出土鐵器71件，農具18，其中鐵犁一件，它的形制與北方的鐵犁完全相同，估計也是通過淮河流域的郡縣輸入。

3、江南與嶺南商業聯系。江南和嶺南毗連，經濟上有相互依存的關系。早在南越時，就與長沙國有著密切的商業貿易活動。當時開發南越所需的先進工具鐵器及牛、馬、羊等，大多是通過長沙國輸入的。呂后時“有司請禁關市鐵器”，南越王趙佗以為是長沙王從中作梗，因此發兵攻打長沙國，便是例證。至武帝滅南越，設郡縣，統一于中央集權之下，嶺南與江南貿易往來就更為頻繁。《漢書·地理志》云：“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其交易通道主要是秦朝修筑的大庾嶺道和靈渠等。在海上，則是通過會稽的東冶上下往來。《后漢書·鄭弘傳》云：“交阯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訊海而至。”在東漢，為了更好適應日漸頻繁的商業往來，當時毗鄰嶺南的桂陽郡太守衛宏在含涯、湞陽、曲江三縣“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傳，置郵驛”；[26]章帝時“開零陵、桂陽嶠道，于是夷通”；[27]桓帝時，桂陽太守周憬又開辟水路，繁盛商業：“桂陽有瀧水，人患其險，太守下邳周憬，字君光，頹山鑿石以通之”；[28]“郡又與南海接比，商旅所臻，自瀑亭至乎曲江壹由此水……府君乃命良吏……順導其經脈，由是小溪乃平直，大道允通利，抱布貿絲交易而至。”[29]這些道路的開辟，進一步加強了江南與嶺南的聯系。同時。嶺南又是中國與東南海上各國的前哨，外國商品傳到嶺南以后，又能從江南傳入中原內腹地區。從史書記載來看，嶺南與江南及中原之交易，最迫切需要的是開發嶺南所需的“金鐵器馬牛羊”等；而嶺南輸出的主要是土特產，如白壁、珠璣、玳瑁、犀牛角、翠鳥、珊瑚樹、荔枝、嶺南佳果等。

值得一提的是，江南還存在一定的海外貿易。據《三國志·吳志·孫權傳》載：東冶海外有亶、夷二洲，秦時方士徐福入海求仙所率童男女數千人，即留居在那里，“世相承有數萬家，其志土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冶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直州者”。證明江南同東南海上貿易的存在。另據《漢書·張騫傳》記載：張騫出使西域，曾在大夏國看到巴蜀物產邛杖、蜀布，而當地人說系由商人從身毒國(印度)販運而來；東漢時為與撣國、天竺、大秦等進行銅鐵、毛織物、象牙、犀角、珠金等貿易，而辟置永昌郡。“近年來，‘南方絲綢之路’的考察和研究，均把兩漢看作承上啟下的重要時期。”[30]

三商品經濟發展的局限性及制約因素

如上所述，江南雖然存在較為頻繁的商業活動。但同中原及關中地區相比，商品經濟發展水平還是較低的。這主要表現在：

其一，江南自給自足性經濟成分仍然很高。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云：“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水耨，果隋贏蛤，不待賈而足。”從城鄉市場的聯系來看，為廣大人民普遍需要的大宗商品，主要是非家庭所能制作的鹽鐵兩項。小農與市場的聯系只是一種不得已的行為，并沒有形成自覺的商品意識，故“千金之家”還是少數。

其二，為商品交換而生產的手工業作坊較少。當時全國設在各地的工官有8處，而在江南沒有一處；設鐵官49處，而江南僅有耒陽1處，占2％；設鹽官37處，而江南僅有巫、海鹽等2處，占5％。我國考古工作者迄今為止已在全國各地發掘漢代冶鐵遺址30余處，有的規模十分宏大，面積達十余萬平方米，卻沒有在江南發現一處。同樣，民間手工作坊亦相對較少，致使江南作為商品交換的多為方物特產。

其三，商業市場相對較少，且規模較小。據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記載：當時全國著名的商業都會二十個，其大部分分布在中原地區，江南僅有江陵和吳二處，占10％左右。而且規模亦較小，象長安九市，臨淄“市租千金”的商業市場，江南沒有。江陵、吳城和成都僅是區域性的小市場。

由此可見，當時商業的發達，北方確實遠遠超過南方。經濟重心在北方，商業中心亦在北方。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歸納起來主要有如下諸因素制約著江南商業的發展。

其一，自然資源豐富，人們不需要通過努力就可以滿足基本的生活需要，使人們缺乏開拓精神。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總結為：“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也無千金之家”。

其二，地廣人稀，農村剩余勞動力相對較少。江南地域面積占當時全國總面積的22,13％左右，而人口在西漢平帝元始二年時僅有3，444，947口，占當時全國總人口的5．97％左右，人口密度平均為3．95人／平方公里；到東漢，雖然有大量人口南遷，但至順帝時也僅有7，307，675口，占當時全國總人口的15．26％左右，人口密度平均為8．38人／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低，開發程度不高，很難分離出富余人員去從事商業買賣。

其三，遠離政治中心，開發程度不高。兩漢時期，黃河中下游既是政治統治的中心地帶，同時也是國家重要的賦稅來源之地。漢王朝極為重視這一地區的開發。國家的農業、手工業投資亦多有偏重，使得其整體經濟環境良好，市場機制活躍，為農副業及手工業產品提供了廣闊的市場。而廣大的江南地區，由于遠離政治中心，且在國家賦稅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較小，政府尚無暇顧及這一的開發，使得這一地區的農業、手工業整體發展水平較低，農副產品和手工業產品商品化程度自然不會很高。

其四，城市分布稀疏，且規模較小。傳統社會，作為商品交換的農業、手工業產品，其消費對象主體并不在農村，而是城市中非農業生產的人口。所以，商品經濟發達與否，與其城市分布密度及城市中的消費人口的多寡休戚相關。江南地區，由于城市分布稀疏到數千平方公里甚至上萬平方公里才有一座，這就大大地限制了農村與城市以及城市與城市之間的商業交流，也增加了運往市場的商品成本。再加上江南城市規模普遍較小，消費人口相對較少，擴大不了商品的需求量，商品經濟很難繁榮。

注釋與參考文獻：

①《史記》卷129《貨殖列傳》。

②《史記》卷60《三王世家》。

③王子今：《秦漢氣候變遷與江南經濟文化的進步》，載《秦漢史論叢》第六輯，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④《戰國策·趙策》。

⑤《玉海》卷174。

⑥《漢書》卷1《高帝紀》。

⑦《漢書》卷28《地理志》。

⑧詳見《漢書·地理志》、《續漢書·郡國志》以及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

⑨《后漢書》卷1《光武帝紀》。

⑩張南等：《安徽漢代城市的分布與建設》，《學術界》1991年第6期。

⑾《梟陽城址初步考察》，《考古》1983年第7期。

⑿《江西新建縣昌邑古城調查記》，《考古》1960年第7期。

⒀《崇安城村漢城探掘簡報》，《文物》1989年第11期。

⒁《續漢書》卷25《百官志》注引。

⒂《漢書》卷35《荊燕吳傳》。

⒃《北堂書抄》卷29引。

⒄《史記》卷61《貨殖列傳》。

⒅黃盛璋：《關于鄂君啟節地理考證與交通路線的復原問題》，載《歷史地理論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3—285頁。

⒆黃盛璋：《江陵鳳凰山漢墓簡牘與歷史地理研究》，載《歷史地理論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8頁。

⒇黃盛璋：《江陵鳳凰山漢墓簡牘與歷史地理研究》，載《歷史地理論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9頁。

[21]見黃盛璋：《歷史地理論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0頁。

[22]黃盛璋：《關于鄂君啟節地理考證與交通路線的復原問題》，載《歷史地理論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4頁。

[23]《關于鳳凰山168號漢墓座談紀要》，載《文物》1975年第9期。

[24]《江西修水出土戰國青銅車器和漢代鐵器》，載《考古》1965年第6期。

[25]蔣廷瑜：《廣西漢代農業考古概述》，載《農業考古》1981年第2期。

[26]《后漢書》卷76，《循史傳》。

[27]《后漢書》卷23，《鄭弘傳》。

篇8

2008年，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特別是銀行業開放過渡期結束已有一年多，中國銀行業賴以生存的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面對機遇和挑戰，國有商業銀行已逐步加入了上市公司的行列，在新的經營與監管環境下，各家銀行已將風險控制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而信貸風險的管理更是重中之重。對比西方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管理的模式，我國商業銀行需要改革和借鑒的地方還很多。

一、中外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管理模式的差異

目前我國一些商業銀行，正在推進的風險管理體制改革是在解決公司治理結構的風險治理結構問題，是在超形似的方向努力（目前仍然是過渡的形式），其最主要的作用恐怕在于形成有利于制衡的經營管理架構。但就信貸風險管理理念、方法、方案、體系來講，與國際先進銀行間的差距是顯而易見的.

（一）管理理念對比

對照國外信貸管理的先進經驗可以看出，我國商業銀行近幾年引入的一些管理理念確實是相當先進的，現在我們對這些基本概念和理念（如經濟增加值、內部轉移價格、經濟資本及分配等）并不感到陌生。然而我們對這些理念的理解還是比較初步的和粗略的，理念的實踐運用主要體現在編制和營運經營計劃方面，能夠領會基本要義的人員可能主要集中在少數參與編制經營計劃（含相關部門）的人員，對于業內大多數人來講，甚至可以說還是處在理念的普及階段。而國際先進銀行無論在整體風險管理理念還是在具體業務層面，對資金和服務的科學定價（利率、費率）用以響應不同的資金轉移價格、資本的合理分配用以匹配不同的風險類別等具體方法的運用，對與信貸風險和資本占用相關的貸款定價和風險進行計算，都貫穿于單筆業務、每條產品線、市場區間和業務單元的日常工作。

（二）管理方法與工具的使用

客觀地講，我國商業銀行在硬件技術方面與外資銀行相比，并不遜色，但技術水平的應用與國際先進水平卻存在明顯的差距：在風險的衡量和判斷上還不能借鑒先進的科技，尤其是缺乏計量的各種模型、系統及工具，無法對各類風險分門別類地進行自動、動態、組合計量從而實施管理策略措施的相應取舍；數據庫的建設尚處于初級階段，數據積累不足；尚不能運用先進技術建立科學的業績價值管理體系，而這些才是信貸風險管理的真正精華之所在，是神似之真正目標。

（三）產品定價方面

由于受我國利率管理體制的限制，我國商業銀行在產品定價的探索方面長期處于空白狀態，而隨著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推進，各家銀行在信貸產品定價方面發生了積極的變化：在定價行為上具有了一定的制度規范；對貸款利率定價的管理方式方法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定價行為已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和成熟度。但在具體操作中仍存在著一些非理性因素：如定價方式簡單粗放，缺乏科學性；信貸業務流程中定價環節被忽視；信貸產品單一，定價方式方法創新不足等。而外資銀行在產品定價方面早已有其成熟的做法和風險理念，值得我們去借鑒與推廣。（四）風險預警機制的建設方面

在市場經濟中，任何行為主體之間都不可能擁有相同的信息，即現代經濟學所說的市場信息的不對稱。信貸市場的環境更為復雜，在現實的銀行與企業之間，由于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存在著明顯的信息不對稱，即包括外部市場信息，也包括內部交叉信息，它給銀行的風險管理帶來極大的難度。面對這種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風險，需要銀行建立科學嚴密的風險預警系統。我國商業銀行實施審貸分離業已多年，但銀行相對于借款人、風險管理部門（信審人員）相對于經營部門（客戶經理）兩個層面的信息不對稱一直是不能逾越的難題。而發達國家銀行經過多年的演變，已形成較為清晰且實效性很強的風險預警機制.

二、我國基層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管理模式的改革方向

我國商業銀行目前的信貸風險管理理念和實踐，與國際一流銀行呈現出不小的差距，差距即方向。按照總部集中風險控制的趨勢，消除差距的許多方面基層行可能無法作為（如內部風險評級等各類系統、風險模型、組合管理所需的集中化數據庫、可自動計算的違約率及損失模型等），但有些方面基層行還是能夠有所作為的（如定價、績效考核、貸后管理的一些方面）。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可以借用四個“基于”來表述我國基層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管理模式的改革方向：

（一）基于價值的風險管理

風險管理是財務管理的重點，基于價值的財務管理必然要求基于價值的風險管理。換言之，信貸風險管理或者資產質量控制要緊緊圍繞價值創造進行，我們與國際先進銀行風險管理從而創造價值的水平差異體現在：我們的風險管理是比較淺層次的（單一風險貸款的營銷、發放、管理、回收、處置等），而先進的更積極的風險管理方式是用風險來推斷借款人的信用額度，進行信貸組合管理，且貸款是可以買賣的、同時可以盯市估值的，可以買賣使風險得以“轉手”，可以盯市估值能夠及時擁有大量新的信息，對風險的計量和應對真正做到動態。

（二）基于風險的產品定價

我國商業銀行進行產品定價時往往對風險估計不足，或是沒有相應的風險評估機制，因此樹立風險理念對產品定價顯得尤為重要，從基層行處的角度出發，樹立下列風險理念對商業銀行而言更為實際：

1．從貸款收取的息差不是簡單的存貸款利差，而是作為對銀行給相關借款人發放貸款所承受的相應風險的補償。

2．信貸回報是不對稱的，上行空間有限，下行空間相當大。

3．貸款集中不能不能像股票投資那樣會有額外收益，相反它會造成額外負擔外損失；

4．要把對中長期貸款的風險評估和分析在多重假設性分析的基礎上進行，其中現金流分析至為重要。

5．把整體風險管理和決策結合起來的主要工具有兩個：用資金轉移價格來分配利息收入（作為計算單筆業務、每條產品線、市場區間和業務單元利息收入的參考，將利率風險控制在既定的額度內的同時讓資本最低化和投資回報最大化）；用資本分配系統用以分配風險。

6．通過合理定價信貸（產品和服務）定價，確保從客戶所賺取足夠的收益，足以彌補損失準備和保證獲得相應的資本回報率。

7．小額信貸損失是無可避免的，因此，銀行要把小額信貸損失作為銀行業務普通成本來處理；中小企業和地產企業借款人比大企業借款人的損失機率則較大。

以上風險理念的樹立將使商業銀行在具體操作上有量化的依據，從而保證其在定價時更科學合理。

（三）基于信息的風險預警

在實行審貸分離后，信審人員所掌握的信息應多于送審人員所提供的信息。面對信息不對稱這一難題，從國外的經驗來看，以下方面對于有效釋緩信息不對稱之困具有借鑒之處：

1．貸后管理從單個風險和組合風險兩個層面同時進行。

篇9

近年，世界風力發電如雨后春筍，逐年以二位數速度迅猛增長，截至1998年，全球裝機9689MW。裝機容量前10名的國家是：德國2874MW、美國1890MW、丹麥1400MW、印度968MW、西班牙834MW、荷蘭364MW、英國331MW、中國223MW、意大利180MW和瑞典174MW。

我國風力發電起步于80年代末，集中在沿海和新疆、內蒙風能帶。1986～1994年試點，1994年新疆達坂城2號風場首次突破裝機10MW(當年全國裝機25MW)，4年后，全國裝機223MW，增長9倍，占全球風力發電裝機的2.3%。

2各國政府的激勵政策

2.1美國

a)1978年通過“公共事業管理法”規定電力公司必須收購獨立發電系統電力，以“可避免成本”作為上網電價的基礎，對包括風力發電等可再生能源的投資實行抵稅政策，即風力發電投資總額15%可以從當年聯邦所得稅中抵扣(通常投資抵稅為10%，由此風力發電投資抵稅率為25%)，同時，其形成的固定資產免交財產稅。在此基礎上，加利福尼亞州能源委出臺“第4號特殊條款”，要求電力公司以當時天然氣發電電價趨勢作為“可避免成本”計入上網電價，簽訂10年不變購電合同(每千瓦時11～13美分)。這段時間加利福尼亞州風力發電發展迅猛，出現該州風力發電占全國風力發電的80%，1986年取消優惠政策，發展速度立即下降。

b)1992年頒布“能源法”，政府從鼓勵裝機轉到鼓勵多發電，由投資抵稅變為發電量抵稅，每千瓦時風力發電量抵稅1.5美分，從投產之日起享受10年。

c)1996年美國能源部“888號指令”，發電、輸電和供電分離，鼓勵競爭。

d)美國能源部圍繞2002年風電電價降到2.5美分／kWh、2005年風力發電設備世界市場占有率25%、2010年裝機10GW等目標，拔專款支持科研和制造單位進行科學研究。

e)推行“綠色電價”，即居民自愿以高出正常電價10%的費用，使用可再生能源的電量。

2.2德國

1990年議會批準“電力供應法案”，規定電力公司必須讓可再生能源上網，全部收購，以當地售電價90%作上網價，與常規發電成本的差價由當地電網承擔。政府對風力發電投資進行直接補貼，450～2000kW的機組，每千瓦補貼120美元；對風力發電開發商提供優惠的低息貸款；扶持風力發電設備制造業，規定制造商在發展中開發風力發電，最多可獲得裝備出口價格70%的出口信貸補貼。

在政府激勵政策推動下，1995年德國投產風力發電495MW，1996年364MW，躍居世界之首。但是，實施風力發電差價完全由當地電網承擔的政策，引發一些電力公司上訴到聯邦議會。

2.3印度

a)設立非常規能源部，管理可再生能源的發展，為可再生能源項目提供低息貸款和項目融資。

b)政府提供10%～15%裝備投資補貼，將風力發電的投資計入其它經營產業的成本，用抵扣所得稅補貼開發商。5年免稅。整機進口關稅稅率25%，散件進口為零稅率。有些邦還減免銷售稅。

c)電力電量轉移和電量貯存政策：開發商可以在任何電網使用自己風機發出的電力電量。電力公司只收2%手續費。風機發出電量貯存使用長達8個月。開發商也可以通過電網賣給第三方。

d)為風力發電及其他可再生能源提供聯網方便。

e)設最低保護價，一般為每千瓦時5.8～7.4美分。

印度扶持政策是在嚴重缺電的情況下形成的。1995年印度風力發電投產430MW，1996年投產251MW，是發展中國家風力發電發展最快的國家。

2.4中國

起步晚，發展快，但扶持風力發電尚未形成統一規范的政策。

a)政府積極組織國外政府和金融機構的優惠貸款；可再生能源發電項目的貸款，在一定條件下給予2%貼息；風力發電項目在還款期內，實行“還本付息＋合理利潤”電價，高出電網平均電價的部分由電網分攤；還本付息期結束后，按電網平均電價確定。

b)1998年實行大型風力發電設備免進口關稅，發電環節增值稅暫為6%。

c)地方對征地及電力部門在聯網上給予優惠。

世界各國扶持力度各異，進程不一，

3影響中國風電商業化的因素

當前，風力發電商業化的突出問題是：單位造價偏高(國內“雙加”工程9800～10500元／kW)，風資源特點決定設備年利用小時僅2500～3400h，再加上其它原因，使上網電價偏高。影響上網電價有以下幾個主要因素。

3.1工程費用

以某一實施中的工程為例，各項工程的費用所占百分比為：機組61.1%，塔架6.4%，土地3.0%，勘測設計1.8%，風場配套24.0%，輸電工程3.2%。其中機組占極大的比例，如果降低其成本，能大幅度減少工程造價。

3.2資金渠道

風力發電成本中85%取決于建設工程費用。工程投資中除了法定資本金外，大部分由各種信貸解決，貸款條件(利率、還款期和手續費等)對項目財務評價影響很大。外國政府優惠貸款，還款期長，利率較優惠；國際金融貸款，中長期，利率較優惠；國家政策性貸款，在滿足一定條件下貼息2%；商業銀行貸款，還款期短，利率高。

目前，政府對風力發電沒有投資補貼，優惠資金渠道不多，如果政府不采取扶待政策，恐怕風力發電建設資金渠道會較長時間影響風力發電的規模發展。

3.3稅收

1998年起免征大型風機進口關稅，這對風力發電建設是很大的扶持。(在未免征之前，關稅率24.02%，提高整個工程造價15%)。

發電環節增值稅：風力發電成本電價本來就高，又沒有進項稅扣減，不論征收6%或17%，都會使上網電價按比例上升。

對于所得稅，可再生能源項目目前沒有任何優惠，不論對經營者收益或上網電價核算都有很大的影響。

3.4投資合理收益率

以審議中的一個項目為例：總裝機15MW，外國政府優惠貸款占66%，資本金20%，國內配套貸款14%，計算如表1。收益率越高，上網電價越高。

3.5業主(開發商)的經營管理水平

開發經營者對項目全過程的管理水平，不僅影響項目的成敗，而且直接影響到風力發電能否順利進入市場競爭。

4商業化勢在必然

人們環保意識的增強，各國政府支持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出臺，為風力發電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環境。特別是風力發電技術經過30年實踐日趨成熟，設備的工業化可以提供性能可靠、價格逐步下降的大型風電設備，顯示出風力發電參與電力市場競爭能力大大提高。

以美國為例，80年代初風電上網電價40美分，90年代中降到5美分，見圖2。1996年美國各州平均售電價水平4～12美分。其中，4美分2個州，4～5美分4個州，5～6美分12個州，風力發電裝機最多的加利福尼亞州平均售電價為9.8美分。

美國風電場建設可以做到每千瓦造價1000美元，上網電價5美分。荷蘭、丹麥每千瓦造價1000～1200美元，上網電價5.5美分。我國目前每千瓦造價大體是1200美元，可上網電價高達12美分。

綜上所述，我國風力發電進入商業化是必然的，問題是如何妥善解決與商業化相關的因素。

5結論

風力發電是清潔可再生能源，蘊存量巨大，具有實際開發利用價值。中國水電資源370GW，風能資源有250GW。廣東省水電資源6.6GW，沿海風能可開發量(H=40m)8.41GW。也就是說，風能與水能總量旗鼓相當。大量風能開發不可能靠某個部門或行業的財政補貼就能解決，商業化不僅是市場的要求，也是風力發電發展的自身需要。所以，風力發電商業化是必由之路，可行之路。

商業化關系到市場各方面，需要政府、業主(開發商)、電力部門和用戶一起支持和配合，共同努力方能見效。

6建議

政府、業主(開發商)、電力部門和用戶各施其責，或稱之為“四合一”方案。

6.1政府

制定可再生能源的財政扶持法規、政策性銀行優惠條款等激勵政策、稅收減免或抵稅規定，政策上支持風力發電技術開發和設備國產化。

6.2業主(開發商)

精心選點，規模開發，優化設計，降低造價；爭取優惠信貸，減輕還本付息成本；加強管理，保證設備可靠運行率高，降低運行成本；自我約束，獲取合理的投資收益率。

6.3電力部門

篇10

1、以資產減值作為盈余管理手段我國上市公司利用資產減值進行盈余管理的情況非常之多,更多的是利用流動資產和資產減值準備進行盈余管理，從而達到平滑盈余的目的。}不同行業、不同企業甚至同一企業的不同時期對資產減值的計提方法也有所不同,銀行業有貸款減值準備和金融資產減值準備。所以資產減值準備得計提是銀行業進行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

2、貸款損失準備一般準備、專項準備和特種準備是貸款損失準備的主要組成部分。按照全部貸款余額的一定比例計提，用途是主要彌補尚未識別但有可能發生的損失是一般準備。}銀行貸款首先要對貸款資產進行風險評估，然后依據銀行貸款風險分類的原則對貸款資產專項準備進行風險分類，最后按照貸款損失的比例計提損失準備就是專項準備。依據不同貸款風險的特殊情況、估計風險損失，自行確定計提比例是銀行的特種準備。因為貸款損失準備計提的充分與否會影響銀行損失的收回能力，同時貸款損失在稅前扣除，進而影響銀行當期盈余，所以貸款減值準備是商業銀行進行盈余管理的手段之一。

3、調整可控制性項目利用可調整控制項目進行盈余管理是商業銀行常用的手段。}由于研究與開發費用的確認具有靈活性，因此銀行可以通過調整能夠靈活確認的項目進行盈余管理。還有改變貸款交易的時間也能夠達到盈余管理的目的。其做法是提前執行重大經營活動到本年度或者下一年度，增加或減少當期的凈利潤和現金流量。

4、衍生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是在原始金融工具地基礎上發展衍生的，可以分割、轉移風險，同時能夠投機獲利和套期保值，提高收益率。在新會計準則下將衍生金融工具計入表內，并采用公允價值計量，在此種計量模式下容易導致主觀判斷風險的產生，}使得對衍生金融工具的估值不合理，影響投資者決策。

5、關聯方交易在我國，上市公司發生關聯方交易的概率很高。關聯方交易是指關聯方之間發生的資產轉移或義務發生變化。關聯方交易可以減少交易的各項成本，比如管理成本、監督成本和信息成本等，而商業銀行就是利用關聯方交易減少了交易成本，實現利潤的最大化。

二、對商業銀行盈余管理的建議

1、嚴格管理商業銀行，進一步推行市場化。商業銀行的持續穩定發展依靠的是行業監管和市場約束。行業的監管可以看做是一只“看得見的手”，市場約束是“看不見的手”。在全球發生金融危機使我們意識到過分信賴“看不見的手”導致行業發展迅速,甚至出現業績泡沫;反之如果銀行業過分依賴行業監管這只“看得見的手”帶來的結果是銀行的發展被束縛,為達到行業監管的要求努力應付各項行業指標,甚至不惜以盈余管理的方式粉飾盈余信息從而達到行業監管的要求，但最終影響的是銀行業的發展。

2、加強管理規則化目前我國行業監管措施比較寬松,而且更多的是“一刀切”的管理模式,要實現監管的準確性就要求更多細節化的規則。所以加強規則細化,減少人為主觀判斷對財務信息的影響在金融監管規則制定中十分重要。比如商業銀行對于貸款的分類標準不是很明確,特別是不良貸款和可疑類貸款,導致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相關管理規則沒有細化。

3、金融資產監管創新監管機構應當對出臺創新規則監管金融資產負責，雖然在當前我國商業銀行的金融資產項目并是很多,但在一定程度上會對會計盈余信息產生一定影響。比如企業所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當該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時，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反映在其他綜合收益項目中。在處置該項資產時,當期公允價值變動損益會反映在收益表中,而以前年度確認的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不再轉入利潤表,這樣就避免了商業銀行利用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項目進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